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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多尔·梅尔菲(Teodor melfi)的戏剧《隐藏的人》(Hidden People)改编自同名非虚构小说,影片带有明显的传记风格。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近年来好莱坞的故事片,就不难发现,传记片已经成为电影人热衷的电影类型之一,容易受到明星、观众和奖项的青睐。
尤其是关注女性权利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传记更有可能获得好评,比如莎拉·加芙隆的《政治中的女性》,巴里·詹金斯的《月光》和丹泽尔·海斯·华盛顿的《树篱》,它们都是同一时期的《隐藏的人物》。在创作上,不同的传记电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比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萨利队长》就选择了叙事的方式。而《隐藏的人》更倾向于用直白幽默的语气慢慢讲述故事,让观众在反思具体问题的同时获得更愉悦的观影体验,避免了《救命》、《模仿游戏》等传记片所诟病的浮夸问题。可以说,《隐藏的人》的口碑爆棚,不仅与题材本身的精致有关,更与这种虚实结合、轻重平衡的传记风格有关。
一、真实性的传记原则
虽然对于绝大多数在非航空空航天领域工作的观众来说,凯瑟琳等黑人女性是不折不扣的“隐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影片可以牺牲其纪录片性质。相反,因为三个女人的真实经历和她们所代表的群体,强大到足以震撼人心,所以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人物,是《隐藏的人》的创作原则之一。
《隐藏的人物》把女主角凯瑟琳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肤色问题遇到的困难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她在求知过程中遇到的逆境,另一类是她成年后进入职场后遇到的阻碍。这两类问题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直指黑人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在处理这两个问题时,隐人尊重真实传记创作的原则。
影片一开始就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女孩凯瑟琳的求学经历。一方面为凯瑟琳惊人的数学天赋做了铺垫,另一方面也让观众在几分钟内熟悉了当时的种族隔离背景。电影中,凯瑟琳还在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就不得不接受老师的建议,搬家,以便女儿能继续学业。现实中,1918年出生的凯瑟琳·约翰逊,因为对数学知识的痴迷和远超常人的智力水平,10岁就进入了高中。在凯瑟琳出生的西弗吉尼亚州的白硫泉,黑人家庭的孩子要么在经济上负担不起他们的学业,要么只被允许读完小学,也就是最多读完八年级。
为了不浪费女儿的数学天赋,凯瑟琳的父亲约书亚带着家人驱车120英里来到西弗吉尼亚州的金斯顿,在那里黑人被允许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并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这样他就可以平衡家庭和事业。经过八年的奔波,凯瑟琳和其他三个兄弟姐妹都读完了高中,上了大学。凯瑟琳的才华有目共睹。她14岁高中毕业,18岁获得西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士学位。
之后影片很有色彩地介绍了凯瑟琳成年后的工作经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的兰利研究中心开始招募黑人女性工作,但直到与苏联的air 空竞争,美国才开始渴望计算器空,凯瑟琳获得了工作机会。所以在求学和走马上任之间,凯瑟琳一度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失业,但为了保证影片叙事的紧凑,隐人省略了这一段。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兰利一直在实施种族隔离法。观众在片中不难看出,黑人女性的工作场所与白人隔离开来,连厕所和自助餐都不能与白人混在一起。在这些场合,到处都有写着“有色人种”的标志。比如多萝西被调到IBM研究中心,离开西部计算区的时候,她看着自己工作多年的计算区挂着的“彩色计算器”的牌子感慨万千。多萝西和凯瑟琳是当时研究中心负责数学计算的无数黑人女性之一。对现在的观众来说,这种用肤色来指代身份、分化社会的行为很可笑,但确实存在,也确实给黑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的三位女性虽然一直饱受种族隔离的不平等政策之苦,但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对抗。影片并没有加入这样的情节来制造戏剧性的冲突,而是试图用戏谑的方式让观众在很多细节中感受到这一政策的无处不在和不合理。比如影片开头凯瑟琳等三人的车在路边抛锚,然后白人警察过来问话。三个人都毕恭毕敬地递上了在兰利工作的证件。当警察露出惊讶的表情,决定用警车开道让他们不迟到的时候,正在开车的玛丽却凭借自己高超的车技,故意让他们的车粘在警车上,用这种“黑人妇女开车追白人警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也是他们无法正面表达情绪时的一种发泄。
二、小说化的传记技巧
在现代西方传记写作的批评中,“虚构”的写作风格备受推崇。例如,莫洛亚曾指出:“传记作者无权捏造事实或言论,但他可以而且应该把他的可靠材料整理成小说。”电影艺术也是如此,传记必然由大量的对话和带有细节的事件组成。在保证对话背景和事件梗概有据可查的基础上,电影创作者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细节。即使与传记文学相比,电影也可以有更大的改编规模。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影片的戏剧性,可以在保证主创真实性的前提下,虚拟出衬托主创的人物。这种“虚构化”的传记创作技巧也体现在《隐藏的人》中。
以凯瑟琳的顶头上司、兰利研究中心主任哈里森的形象为例。这个角色的原型是三个真实人物事迹的融合。梅尔菲的本意是按照一个真实的人来塑造这个形象,但由于没有得到对方的授权,他只能塑造一个全新的但有魅力的人。在《隐藏的人物》中,哈里森对于凯瑟琳来说是一个伯乐般的人物。在工作组too 空里,当所有人都对凯瑟琳的到来表示惊讶时,只有哈里森依然面无表情,以白人男性的姿态询问凯瑟琳。对于哈里森来说,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与时间的计算上,以至于肤色和性别的差异都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在影片中,哈里森做了三件让观众大为感动的事。在发现凯瑟琳的独特性后,他为她打开了一扇门,展示了她对科技人员的友好:哈里森首先打掉了浴室上“有色人种”的标签,相当于废除了种族意义上的浴室隔离制度;后来因为凯瑟琳曾经指责兰利的着装规范是“戴珍珠项链”,而她的工资根本买不起珍珠项链,哈里森就让妻子在凯瑟琳被调走前为她挑选了一条珍珠项链,这无异于给了她性别意义上的安慰。最后,因为凯瑟琳已经被调走了,虽然她已经算出了关键数据,但她无权进入飞船的发射控制室。在她被关在外面的时候,哈里森出来递给她一张工作证,让她进去观察,再次肯定了职场意义上的凯瑟琳。哈里森是典型的小说式人物,以科研为主,但也不乏温情。这个人物衬托了凯瑟琳的成长,感动了观众。
三、寓褒贬于叙述的传记神韵
在传统的传记写作批评中,对微妙的文字和《春秋》的笔法非常尊重。在剪裁史实、塑造形象的同时,赋予作者对传记或被传环境的态度,是传记作品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所在。在电影艺术中,主创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遵循“传记、前叙、后议”的创作套路,但在叙事中完全可以包含褒贬。
毫无疑问,《隐藏的人》中最重要的赞扬和批评都是针对种族隔离的。这从影片对NASA载人航天主题的选择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早在1954年种族隔离就被美国政府宣布为非法,但人们日常生活中歧视黑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次年的蒙哥马利公交车事件成为民权运动的导火索。从那以后,美国发生了一场动荡不安的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国际形势上,美国急于赶在苏联之前把宇航员送上Tai 空,失败了。
NASA处于这两种内外背景的影响下,是一个矛盾的焦点。另一方面,NASA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梦”的代名词。它对宇宙的勇敢探索和对未知的好奇,使它笼罩在代表人类追梦精神的光环中。也正是在NASA,黑人从奴隶贸易时代就一直渴望的平等没有实现。进步与落后,伟大与渺小同时体现在NASA的工作空间里。影片让观众进入了一个沉重的历史背景:即使是站在人类科技最前沿、代表人类希望的NASA,也存在着与人权精神背道而驰的严重种族隔离状况。
以凯瑟琳因为上厕所而最终爆发的剧情叙事安排为例。作为一条绝对的主线索,凯瑟琳的形象表现出比玛丽和多萝西更强烈的指责(现实中凯瑟琳总是使用白色厕所)。在凯瑟琳长时间多次离岗,被老板哈里森质问为何花40多分钟上厕所后,凯瑟琳完成了一次足以让观众大呼过瘾的反击。为了让影片有同理心,编剧做了足够的准备。从间接的伏笔来看,凯瑟琳已经经历了咖啡壶事件和对保罗等人的不信任,而直接的伏笔则是当时的阴雨天气,使得凯瑟琳在雨中上厕所,被淋得浑身湿透,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这一切的准备,让凯瑟琳最后的爆发显得牵强附会,却又令人信服和震撼,而凯瑟琳震惊全场的含泪咆哮,似乎也是水到渠成。
当影片完成一个叙事高潮后,马上进入下一个高潮,观众的情绪再次被改编和调动。也就是第二天,哈里森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工具砸碎了标明种族的厕所标签,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们的尿是一个颜色”。在一次次向观众灌输愤怒之后,编剧瞬间释放了这些愤怒。两次情绪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说明,社会正义的进步来源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不断地谈判,保持沉默,引起他人不合理的关注。这正是《隐藏的人》想要表现的。
此外,影片中还有大量对比鲜明、相互呼应的叙事。比如凯瑟琳为了穿高跟鞋上厕所,多次在主楼和西计算区之间奔跑。到了最后,格伦即将晋级空的时候,跑位的一幕又重演了。这一次,跑步对象变成了凯瑟琳和来送计算论文的白人男同事。白人男同事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被迫体验凯瑟琳曾经有过的痛苦。
可以说,《隐藏的人》是一部优秀的传记电影,不仅有助于观众以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进一步了解特定的时代和历史事件,也有助于电影创作者和影评人更深入地理解类似传记风格电影的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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