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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传统旅行写作中，“欧洲有自己的标志性地理、文化梯度和等级制度，学者们将旅游写作作为创造和维护这些文化的关键角色。”
1789年后，对革命的争论、观察、反思代替了风俗、礼仪、物质生活成为了欧洲文化梯度和等级制度的“隐喻”。旅行者长时间在其他国家，身心游走于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边界之上，而“身份意识”是另一个导致旅行者的革命态度变得复杂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作为英国公民与支持法国革命并不是冲突的，摩尔相信法国最终会与自己的国家分享“世界上最开明的国家”的荣誉。然而1792至1795年，一些激进主义者即便成功地为法国革命的颓势找到合理的解释，在英法开战和保守主义者大力的宣传之下，却无法调和“背叛者”与“革命者”的身份。
1791年4月，欧文横穿欧洲大陆，在比利时、德国、瑞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旅行，虽然他只达到了法国的里昂，但是他相信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让数个时代所抵抗的无止境的邪恶在一瞬间消失”。
对革命的支持与法国民族性的思考贯穿整本小册子中，他和其他的激进者一样为革命的暴力辩护，“政治时刻的每一次革命所伴随的混乱都是获得社会所必需的条件；血流成河不会是肆意挥霍而仅获得不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不能不想到，即将来临的时代，最后一次震动——这场革命已经发生了，可以教导人类。”
然而，当欧文回到英国，本土的报道逐渐改变了欧文法国式的革命思维，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转变，欧文转向对革命的批判。因此当1796年欧文出版小册子时，出现了“不抱幻想的前言与热情的文本”的强烈对比。
在前言中，虽然“第一届立法会议”在作者心中不可摇动的位置依然预示着作者心中对自由、平等原则的肯定，但是当对自由、平等美好的憧憬遇到民族冲突时，欧文指责法国革命的恐怖损害了自由的名称，革命成为了草率的实验，并为之前的轻率言论道歉。
1793年，英国人对大革命厌恶的情绪是普遍的，“战争爆发后，英国激进派与共和党和法国王室的关系和通信即使在事后也被视为带有叛国色彩，自然权利的修辞和象征被抛弃了，与构成英国身份的东西相去甚远。”
因此，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被迫，激进主义者在革命时期旅行写作涉及的“革命愿景”实则包含了对“民族身份”的超越，意味着选择了“世界公民”的身份。
克里斯蒂表达了对法国近乎不合理的偏爱，对法国“人权至上”原则的支持压倒了他的民族情感，“有一件事我认为比英国或任何宪法都更伟大、更珍贵：那就是人的权利，建立在永恒正义和理性的伟大原则之上。”
正如他指出“这封信已经超出了我的本意对祖国有理性的爱。”1805年，华兹华斯回顾1793年的战争时写到，当人们在乡间的教堂祈祷英国胜利时，只有他一人“闭口不言”，暗示他对法军胜利的希望。
同样，威廉姆斯在联盟节上“共同的情感”以及“人类的自由事业”是在表达“世界主义”的情感。极端的情况下，即便是在战争中威廉姆斯也认为法国是正义的。他们保卫了法国不受侵略，保护了财产、妻子和孩子。
在第四封书信集中反复提到反法同盟危险不仅产生了足以抵消邪恶意图的力量，也激发了法国能够战胜一切看似不可能的热情……在战斗力上，“失去了宫廷和贵族礼节所养成的那种放纵和奢侈的习惯，他们不仅会成为国防军，而且很快就会成长为顽强进攻的战士……”
从本意上来讲，威廉姆斯认为法国革命将孕育自由、平的政治原则，而希望英国能够停止对法国的干涉，但是在民族主义面前，鼓舞法国的士气，威廉姆斯无疑是背道而驰。
反雅各宾派评论道“从英国雅各宾主义的合作来看，他们的信徒可能会期望他们的高卢朋友会成功。”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探讨了“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开展的政治革命，”法国革命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抹掉了一切国籍，组成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和祖国，各国的人都能成为它的公民。”
激进者们选择了具有普世价值的革命理想，但对“人类自由事业”的维护已经将他们与英国大众的主流情绪隔离开来，成为反雅各宾派攻击他们的借口。
当威廉姆斯和英国极端激进主义者斯通（Stone）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将她一起看作是英国的叛徒。1792年，“在英国，有传闻说她在尸体中‘无动于衷’地行走。
直至1798年，《反雅各宾》还在扭曲地描述道：威廉斯坦然地，带着醉酒后的狂怒，用倾斜的身体围着忠实的瑞士人，用残忍的好奇心看着他们焦灼和血淋淋的四肢。179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世以后，她的丈夫戈德温（Godwin）出版了她的遗作，坎宁的（Canning）将沃斯通克拉夫特算为“新道德”之列，“一种破坏国家的阴险手段。”
“英国女士”批评那些在1797年仍维护革命的人是“被高卢共和主义的有害蒸汽所污染。”1792至1795年，对革命的恐怖、血腥的凝视改变了人们对革命的情感；对革命下社会疾苦的凝视也引发对革命的同情与反思。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旅行者以“旅游文学的名义写下对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就像一块块零散的拼图，呈现了大革命散落的画面，虽然无法一一呈现事物的原貌，但是他们的旅行话语成为了英国本土政治辩论的一部分，表达了对这个政治秩序交替的时代的关怀，至今影响着大革命的阐释，和对人类政治命运的讨论。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包含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知识，指引着18世纪末人们对世界的探索。英国人试图探索自己的社会，也在关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旅行中复制了这种模式。大革命时期丰富的旅行写作素材表明了旅行与政治的互动模式，第一部分研究了初遇革命的旅行者对革命的态度，以及政治先见对革命阐释、旅行写作的影响。
结合后面的文章，旅行不仅受到政治先见的影响，也与个人的性格和对事物的感知相联系，亲身的经历挑战旅行者的固有认知，挑战却也会受到“理想”等浪漫主义情感的抵挡。1789至1795年，旅行写作中对革命的态度形成了与英国本土相交而又平行的世界。
与1789年旅行者对革命亦乐亦忧而英国本土一片欢呼的形势不同，1790至1791年旅行者普遍报有乐观的革命态度，而英国本土的危机意识加深，直到1792年下半年，英国本土对革命的消极情感整体确定下来，而激进的旅行者对革命的支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形势。
这与旅行者普遍激进的观点相关，直到1802年亚眠和平条约的签订，再一次大量的英国人涌入法国，旅行写作与英国本土的间隙才被取消。
此外，虽然经验性的描述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英国本土对革命的想象，也成为当下革命研究的一手资料，但是在当时，英保守党成功的宣传以及战争带来的危机意识下，旅行作家和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一起失败了，英国政坛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故步自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占据主流，“这使得未来的改革者别无选择，只能在‘立宪君主主义’的范围内运作，而共和主义则被流放到政治边缘，从此一直保持着这种边缘。”
大革命时期，与法国的对比让英国格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务实、经验、传统的政治优势与特点。第三部分中继续记述了1792年以后放弃革命的旅行者以及依然支持革命的激进者。
学者多将法国大革命比作一座火山“日日夜夜地吐着滚烫的熔岩流、滚滚的烟雾和火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这一非凡的奇观，这在欧洲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面对前所未有的景观，似乎只有更为夸张和“戏剧”的言语才能突显出他的意义，伯克被指认为用“戏剧化”的语言来描绘革命的始作俑者，然而正如《代表革命的策略》一文中所提及的，革命后的社会“准备把一部分政治权力让给那些能够用话语来代表世界的人，这些话语既定义了权力的渠道，也开辟了权力的通道。”
当激进主义者的文本单凭经验性的事件无法挑战超验的叙事结构，便倾向于成为抽象的革命修辞的一部分，革命理想”调和了激进主义者在革命现实与理想中间的鸿沟，却也使得文本表现出技巧、策略和刻意的安排，甚至有超出对实际情景冲动的情感解读。
所以当批评英国本土保守抑或激进主义者的政治修辞时，旅行文本中革命修辞的渲染也是需要被反思的。
凭借旅行中的“观看”，革命时期的旅行文本并没有就此进入事实领域，伯克预言了革命的滑坡，而激进者们也不断地预言着革命最终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通读克里斯蒂的《关于法国革命和国民建立新宪法的信件》，可以找到的对巴黎场景的细节描写是十分有限的，克里斯蒂用“理性、概括性”的语言总结了他的观察，虽然比伯克更熟悉法国事务，但大多时候还是在用抽象、谴责式的词句回应伯克的想象与雄辩。
威廉姆斯在黑暗中想象着胜利前景，“让我们希望，这场暴风雨般的革命至少会给后代带来一部分幸福。”英国评论者指责威廉姆斯笔下联盟节的描述每一个特点都体现了法国人的轻浮、浮躁和幻想。
《每月评论》也抱怨沃斯通克拉夫特“用外来的思想和多种多样的词汇使她的句子超载”，因此她的意思“隐藏在遥远的联系、依存关系和典故中；有时还牵涉到比喻和图画，而这些比喻和图画并没有照亮，反而变得阴暗。”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从旅行文本修辞的解读虽然是重要的，但唯有看到激进者们对革命的每一次辩护和阐释都来源于原始的生命意义和与之关联的信仰时，文字才有了意义。为了开脱而开脱和为了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去分辩解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激进主义的每一个作者实则是为了更重要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安排了自己的写作。
大革命爆发以前，威廉姆斯已经是个激进主义者，她主张废奴，支持议会改革，同情社会的痛苦，控诉社会不公，学者分析到威廉姆斯“对18世纪80年代的抱怨，实际上是政治弊病导致个人不幸的‘痛苦故事’，”而联邦节上的景象，似乎达成了威廉姆斯内心深处的社会愿景，是“伤口的愈合”，后来她说，这一景象“封印了她的政治远见。”
其后无论法国的革命如何的跌宕、滑坡，即便到了1829年，这一愿景都支持着她依然选择坚信法国革命自由的原则，相信革命会带来整个欧洲的改变；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赌博的父亲需要偿还巨大的债务，18世纪在在作家群体中因为性别的劣势而屡次遭到歧视，处于边缘的全体体会着边缘人群的痛苦，深切地思考着社会的未来；
而在法国贵族米歇尔·德·博普（CaptainMicheldeBeaupuy）将军看到了“理性的自由，以及人类正义与和平的希望”，与饥饿的牵牛的小女孩的相遇，让华兹华斯明确了对革命的支持是对“无法忍受的贫穷的战斗。”1798年面对被英国驱逐的风险，华兹华斯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希望。《序曲》表达了一个人在动荡的革命中遭受的深切痛苦，“一种被历史力量冲破的自我体验”，在挣扎与徘徊中寻找着出路。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