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接受和补救：AP 考试“取消”后
本报记者徐鹏远
发表于2022年5月30日，第1045期，《中国新闻周刊》《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AP考试是和高考相比的，其实没那么严重。美国本科生的复习是Holistic Review （综合评价），AP成绩就是很多维度，里面有一个维度。”对于近期国内多地取消AP考试，工作了十年的留学顾问杨云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解释。 5月6日，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以下简称CB）与AP考试合作伙伴Prometric发布联合公告，宣布由于疫情影响及相应防控措施，中国部分考点将无法复试。五月举行。 AP考试将每月如期举行，不会有补考或在线考试选项，也无法提供基于作业的预测评估或分数。 AP考试网站显示，除广州、长沙、南京、青岛、杭州、宁波等城市正常考试外，北京、上海、长春、哈尔滨、南昌、苏州、郑州所有考点均关闭。消息一出，立即引起高度关注，有媒体甚至表示“中国国际教育体系中的尖子生连续几年都没有进入海外一线大学，几乎没有”解决情况。”一些考生和家长也陷入了焦虑之中。北京某中学国际部一名大二学生的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很焦虑，停考将对孩子的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开始，家长反应会很大，孩子也会很兴奋，毕竟他们准备了一年的事情是过不了的。”在与很多家庭的接触中，杨云也感受到了明显的情绪波动：“但现在大家都已经接受了。”
图片/IC
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AP的全称是Advanced Placement，是美国大学预科课程。它起源于1951年福特基金会发起的AP项目，自1955年起由CB（College Board）接管管理。适合全球项目申请美国本科项目。的高中生。除美国外，全球有60多个国家承认AP成绩入学，其中包括牛津、剑桥等著名的G5学校。仅2021 年，全球就有超过84,000 名考生参加了超过176,000 场AP 考试。与中国大学在大多数情况下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标准不同，国外大学通常会审查新生入学的多项条件。以美国为例，不仅需要学校成绩、语言考试成绩、学术考试成绩（如SAT、ACT）等数据，还综合指俱乐部活动、慈善活动、职业资格等软资质。竞赛、实习和科学研究。作为前者的一部分，AP成绩虽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显然构成了竞争力的有效加成。因此，大多数学生通常会根据所申请的大学专业，在7个类别的38门AP课程中至少选择4门课程。一般考生会在高中第一学期的5月和高中下学期的5月参加两次考试，然后在高中第一学期申请目标大学。同时，高中生仍可继续参加考试，获得的成绩可作为相应大学课程的学分。
中国大陆于2007年正式引入AP课程，短短十余年间，已有483所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同时，杨云介绍，在全球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学生从高中到硕士的出国留学意向逐年增加。疫情过后，高中出现回流，但本科生保持稳定。由此可见，AP对中国留学人员比例的影响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受取消AP 考试影响最大的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按照原计划，今年的考试结束后将进入报名阶段。失去这个筹码，无疑会大大增加难度和风险系数。 “特别是有一种情况，很多申请名校的学生对学校提供的课程不满意，会去培训机构多学几门课程。这在学校的成绩单上看不到，只能通过高考才能体现。 ” 谈到影响力，杨云特别指出，除了明显的总体情况外，其实还存在很多具体而微妙的差异：“还有一种情况，国内顶尖的国际学校和美国的大学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认可度，一些特别普通的学校缺乏这种声誉。 AP考试本来可以提升他们的课程背景价值，但取消后，这些学校学生的成绩单价值会下降更多。”除了申请之外，考试取消也会增加留学成本。由于AP成绩可以用来抵扣大学学分，一些学生会花两三年的时间在国内高中学习10到12门课程，这样进入大学后就可以提前一年毕业，这让他们获得了可观的成绩成本和时间支出都比较灵活，空间也比较灵活，这并不是AP第一次做出重大调整，近两年AP考试因为全球疫情的影响而无法正常进行，CB不得不选择以线上取代线下。但随着不少国家和地区解除防疫状态，今年的考试又回到了传统的纸笔模式，线上的机会不再有。 CB在公告中还特别表示，由于一直密切关注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疫情防控情况以及考试面临的挑战，因此也讨论了包括延期在内的各种应急预案。但由于疫情形势变化和影响规模，以及诸多不确定因素，我们只能遗憾地做出部分取消的决定。天津考试中心于5月9日恢复开放一段时间，17日再次关闭。目前CB给出的唯一补救措施是，他们将为今年无法提交AP成绩的学生提供确认取消当地考试的信件，并正在与国际院校进行沟通，呼吁后者提供尽可能多的灵活性。可能影响到学生。对于这些方面的后续情况，《中国新闻周刊》向CB发送邮件询问情况，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国内高中也在积极行动，帮助学生尽可能减少损失。《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WLSA上海（复旦）学校自救方案显示，对于英国大学，学校会根据学生下一学年的高考科目给出预估分数；对于美国大学，学校将与美国顶尖高中合作。预估分数是根据学生对学校成绩、期末考试或模拟考试的综合评价而给出的。同时，这两种评估方式将在来年申请的学校简介部分进行具体说明，以增加其认可度。 “一些家长也选择到国内中外合作大学读本科，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因为他们觉得国外的疫情不是特别稳定。
”杨云说，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案例，但这确实是留学行业的一个新现象：“（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到国内教育系统参加高考，所以他们只能走这条路。下去。 ”
（资料图）某国际教育展上，人们在托福考试摊位咨询。图片/IC
东亚学生的主要竞争力在于比AP考试更早参加考试。 IB和A-Level也做出了取消中国部分地区考试的决定：4月12日，IBO宣布取消华东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四省）5月份的IB考试；同年4月，剑桥考试局宣布取消上海A-Level夏季考试，随后5月4日，北京A-Level夏季考试也取消。 IB是国际文凭组织（IBO）为世界各地学生提供的高中课程。这也是一门大学预科课程。它包括6个类别48个科目，为期两年。被全球75个国家认可，可作为申请大学入学资格的依据； A-Level是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的高级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它共有6个类别78个科目。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都采用它作为招收新生的录取标准。 IB和A-Level在单科难度、综合难度、英语要求等方面与AP有所不同。 IB以培养综合能力为目标，各方面的标准相对较高； A-Level综合难度最低，更容易获得高分。在更实际的层面上，杨云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做了具体的解释：“IB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小学是PYP，初中是MYP，高中是IBDP。国际文凭组织有一定的了解一所学校能否成为IB学校有很多考虑因素，从师资到设施再到可能针对的学生群体，所以最好的国际学校一般都是IB学校，教育理念先进的家庭会首当其冲地选择IB。中途转入国际学校的孩子，如果英语准备充分，能力很强，可以挑战IB，否则会考虑AP或A-Level。”除了上述差异外，在考试取消方面，IB和A-Level对考生的影响也与AP不同。早在前年全球取消时，两人就采用了考核方式，以日常表现、模拟考试等作为复习内容。预估成绩与专业考试成绩具有同等效力。 2020年，IB成绩也大幅提升。 ——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加剧了竞争。总体来说，IB和A-Level的变化对考生造成的伤害比AP要小得多，甚至在学生自己看来“有利无害，因为他们的成绩基本已经定型，专业考试也只是不得已，这一脚解除后，他们直接进入了放松状态。”南京某IB学校的老师魏思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学习成绩好的人会特别舒服，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就躺着。只有成绩一般的学生可能会觉得没能最后一试很可惜。”魏思良觉得，虽然高考取消基本不会对学生的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作为一名教师，他始终把反复练习、考前适度紧张视为必要的学习状态。而在他看来，东亚学生的主要竞争力在于考试。 “其实，无论我们是国际学校还是国内学校，我们学生的共同特点都是一样的，他们对系统教育的适应能力都很强，但对西方灵活、柔软的素质教育却不是特别适应。包括西方素质教育的外在方面就是社会资源的积累和转化，我们的中产阶级还太不成熟，很难把社会资本转化为孩子的文化资本。所以，如果（大考）不能实施起来，从长远来看，对我们弱势学生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实际数据也部分证实了这一观点。通过对比近几年的申请结果，魏斯良发现，至少在他所任教的学校，2020年的情况确实略有下降。 “当然，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国际关系，目前留学人口太饱和了。”韦思良说道。
泡沫制造与现实焦虑事实上，三大留学考试造成的巨大波动，部分与现阶段中国留学行业监管缺失有关。在与家长的接触中，杨云发现，有些人对AP考试其实存在误解。特别是一些培训机构为了推销课程，向家长灌输许多不正确的观念。 “他们会给你洗脑，说AP课程有多重要。”魏思亮也表示：“其实学校一直强调只要学校的事情做好了，就可以完成比较好的学习，但是没有家长听，所有家长都在外面找中介。”中介就是找排名最高的，你去学校申请什么专业都可以，最后学生自己会说读的专业与自己的兴趣无关，学不来”。这就是泡沫的产生。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利用专业力量，建立起严酷的丛林世界和清晰的内部等级制度，将被动跟随的人们逼入一场不断扩大、难度升级的竞争游戏中。它的本质已经改变了。这与教育无关，只是一门生意。 2014年，北京王府学校副校长张云奎直接批评：“一些学校和机构完全把AP当成考试，以培训方式授课，完全忽视了美国大学理事会对AP课程的支持。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要求和“探究式教学”的学术目标。泡沫的形成也与中产阶级不断上升的焦虑情绪密不可分。这种焦虑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秩序、不稳定的现实基础上的。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分化和隔离趋势，无疑强化了其对自身处境的悲观和不确定性警惕。教育期望的突然波折，恰巧被一系列阴影所包围。不安和恐慌，于是“适时而至”成为又一个打破平衡的重压，以及积蓄已久的情绪爆发。（应受访者要求，杨云、韦思亮均为化名）
